“建党精神”：内涵界定和外延拓展
高福进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创党实践的过程体现了近百年前一批先行者、创建者的精神，创党实践有着复杂的历史过程，包括酝酿、组织、筹备再到建立，体现了党的历史进程的规律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交织在一起的发展规律，初期的革命实践孕育伟大的革命精神，系列实践造就的革命精神可集中概括为“建党精神”。因此，建党精神特指党的创建时期的文化意识，不能泛化为党的建设全过程。同时，建党精神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与诸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有着总体与局部、源流与支流的区别和联系。作者简介：高福进，男，山东菏泽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外文化史论、近现代上海文化专题。
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 100 周年大会上连续三次使用了“伟大建党精神”，提及伟大建党精神，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 32 个字加以高度提炼及概括。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尤其是“伟大建党精神”随即在各大媒体引发热议和研讨，学界、理论界多是围绕此 32 字进行引申和解读，后续相关文章还会大量增加。而关于建党精神的内涵理解，我们在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梳理和拓展：一是明确界定建党精神的内涵；二是对建党精神的外延进行时空梳理，重点自文化和环境视角对创党实践进行史学解析；三是横向归纳和梳理，亦即不同历史时期这种精神系列（“谱系”）的细化呈现。建党精神是建党实践的升华，是早期共产党人围绕中国共产党创建这一历史时期所生成的一种时代精神。红船精神也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这一精神跳出了“一天、一条船”的时空束缚，以意象化的表征，形象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创立党的过程中展现出的精神风貌，契合创党实践，是建党精神的形象概括。首创，顾名思义，即最先创造、创始，就词义而言，其本身内蕴着“为人不敢为”的意思。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根据此种纲领在各个时期规定了各种具体实施的政策”[1]，中国共产党人谋划建党伟业的过程，也是“为人所不为”的生动写照，在理论选择和行动自觉这两个方面的体现尤为明显。理论上，第一次高高举起社会主义大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后的问题一点都不比革命之前少，接下来路该怎样走？五四新文化时期，行动起来了的各阶层，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过程中，还在思考着一个答案尚不明晰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靠不住，什么主义才适合中国呢？人们为此不断探寻着真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新青年》就已开始刊登李大钊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率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宣传。1918 年 12 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共同创办《每周评论》，并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相关章节的内容。五四以后，一些刊物纷纷加入，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各个地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自发地创办了许多进步刊物，如山东创办的《励新》《济南劳动周刊》《新山东》等，广西创办的《桂光》《群言》《友声》等，上海创办的《觉悟》《劳动界》《共产党》等等，借助进步书刊和报纸，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描绘的社会主义引起人们的无限向往。毛泽东也曾回忆说，“到了一九二 0 年夏天，自己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上的行动上，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 那一特定时期，越来越多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新思想，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新方向。为此，要学习十月革命，由之前的“开眼看西方”转向了“开眼学苏俄”。人民自由接受新的思想的洗礼，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思想已然觉醒。行动上，成立无产阶级政党早期组织，推动革命形态的历史转型。随着先进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行动上也更加自觉和有力量。中国革命将要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些党的早期发起人认为，中国可以仿效苏俄，建立先进的政党组织，不过前提是必须有一个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即无产阶级政党。五四运动中，先进分子充分看到了蕴藏在中国工人阶级中的伟大力量，更加看到了中国革命未来的希望。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相约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经过几个月的酝酿筹备，1920 年 8 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此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筹划中心。1920 年 10 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从 1920 年秋到 1921 年春，在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受五四运动影响较大、工人比较集中的诸多城市，代表先进思想的这种“小组”纷纷创立，一种新型党领导下的新型革命即将拉开序幕。（二）建党精神之奋斗精神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程可以看到，创建时期的共产党人皆是奋斗者的姿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创造历史伟业。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执着地装在心里，正是因为具备这种人民至上的格局，中国共产党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爱戴和拥护。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正是动员起比党自身更加强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一个个既定目标，亦即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勤劳能干是关键，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是最根本的保证。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层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都有着政党自身的利益，或为夺取政权，或为维护政权，或为影响政权。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从此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3] 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摆脱了以往诸多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价值导向，超越了政党的狭隘局限，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纯洁性和人民性的体现。
（三）建党精神之奉献精神
奉献精神是我们党的立党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追求。无论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学子对底层劳苦大众疾苦的深切同情，还是最初“宣言”中所庄严提出的“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4]无疑都明确了一个价值旨趣：一切为了人民利益。首先是必须解除近代以来中国的内忧外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苦，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继而担起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之责，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生活。每一个政党成立之初都会制定自己的目标和任务，随着时间和形势任务的变化，做出相应的修改和调整。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然而，只有中国共产党坚守住了初心，不向苦难低头、不向现实妥协，始终沿着出发时的方向坚定前行，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根本目标始终不变，在党处于极其艰难的斗争岁月里，也不改初心，真正做到了心忧天下、心系民生。还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始终如一、坚定地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担实实在在地扛在肩上。中国人民的幸福、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人类的和平和发展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特、宽广的世界眼光，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坚持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综上所述，20 世纪 20 年代初创建的这一无产阶级政党，恰恰体现了“首”及“创”之特质。这个党是为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政治目标和价值旨趣，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是在人的解放的思想基础上开展活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为根本宗旨。与其他政党截然不同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和建党精神的精髓，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从石库门建立共产党开天辟地到天安门成立新中国改天换地，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上海则为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成为革命的火车头。毛泽东同志形象地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习近平总书记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研究文化层面的建党精神必然离不开对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创建土壤的剖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悟建党精神的实质内涵。概括来讲，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成为建党精神的生成高地，离不开以下几个因素：上海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的中心地带，滚滚长江东逝水，上海扼其出海口。在船运发达而航空运输还未兴起时，上海可以通过海运北至京津之地，南达闽粤，东抵台湾，还可以通过长江及其支流跟国内的大部分省市进行贸易，这种以内河和长江、沿海、航运为基础的优越水运条件，乃是西方列强看中上海，迫使清政府开上海为通商口岸及寻求上海定居并进而开辟外国租界的重要原因，列强和洋务派官员纷纷设厂于此正是上海独特区位优势的体现。近代以来，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块进入中国的还有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制度、文化，其中自然少不了中外人员和货物的往来、中转，对船运的依赖使得上海逐渐成为便捷的中转站。在这一过程中，上海地位愈显重要。上海开埠以后，同欧洲、美洲、澳洲及日本、东南亚的海上航线相继开通。各种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进而输至全国，上海的城市地位上升到更高层次。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末，上海港的进口净吨位数跻身世界大港口之列，成为全国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很多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从上海出发，前往欧美、日本等国留学、游历，开展革命活动，返回时亦选择首先在上海靠岸。先进知识分子从这里走出去，先进思想从这里引进来。在内外贸易的推动下，上海近代工业也迅速崛起。到 20 世纪初，上海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的工业中心。1919 年前后，上海已经是全国工人人数最多、工人比例最高的城市。到了 1920 年，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达到 194.60 万，而“上海有近 51.38 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四分之一强”[5]，与今天相比，虽说这一数字很低，但在那时他们则是中华大地“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6]工业文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使上海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向往的又一去处，大批留学人员涌向上海，“新的思想和智识风气往往首先在这里得以译介和流布”[7]。特殊的地理环境，构成了近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一，成为孕育新型革命的首选理想之地。兴业路（原望志路）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色之源。而在上海开埠之前，这里人烟稀少，遍地农田。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绕不开租界。旧上海作为中国最早通商开埠的五个口岸之一，逐步沦落为资本主义蚕食中国的前沿阵地。欧美列强在上海开辟的租界，主要包括英国租界和美国租界组合成的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由此，便出现了“一市三治四界”的独特政治格局，即一座城市有三个管理机构——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由于各方法律、伦理、价值观念等互有分歧，“致使社会控制机制不健全，矛盾横生，漏洞百出”[8], 如果在华界犯了法，跑到租界内便可逍遥法外，在法租界犯了法，躲到公共租界也可平安无事，这为帮会活动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同样也为各种各样的地下活动提供了政治活动空间。不仅如此，三方交界处往往“还会出现三不管地段”[8]，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正好可以巧妙地利用这种政治上的“缝隙”开展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从对革命活动的影响来看，法租界是那一时期“较为开放、自由、讲究法治理念、能提供政治避难的区域。”[7]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开展革命活动的一方“乐土”。法租界西门区更是由于具备“人口流动比较频繁，石库门里弄建筑四通八达，区内的居民成分复杂，利于长期隐蔽”的优势，所以“职业革命家往往把秘密据点设在西门区的石库门里面”，一旦出现意外，方便及时撤离，这些因素“正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看中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以及建党早期宣传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都住在法租界，“无论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是上海机器工会，其所在地都是法租界，无一例外。”[9]值得注意的是，该区域居住着多达五千苏俄侨民，这大大有利于为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共产国际代表如维经斯基等人的生活和工作，“无形中起到掩护作用”[7]。直到 1922 年底，中共上海组织的活动几乎都在法租界运作。在红色革命的孕育过程中，租界充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0]，成为革命者最热闹的舞台和避难所，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孕育之地。开埠之后，上海成为移民社会、商业社会，来自江浙皖赣、闽广湘鄂等全国各地的文化特色被带到了上海，使上海文化海纳百川、绚烂多彩，客商文人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使上海文化“流水不腐，生机勃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是近代上海独特的文化社会生态与其自身特质结合的结果，也是“先进阶级和先进文化相结合的要求”。海纳百川，开放睿智是近代上海的写照，也是现代上海的城市精神。一百年前的上海，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新思潮、新文化源源不断传入上海继而辐射全国，对新思想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近代典型的移民城市，上海的包容精神自那一时期开始已经建立起来，最终形成了这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襟怀与文化气度”[11]。红色基因在上海萌芽、发展和传播不是偶然事件，是历史的必然，“红色文化并非无根而生、横空而来，是有其先声、前奏与基础的”，是与本土海派文化中的“独立、自由、务实、自强、好学、创新”分不开的。也正是因为上海的那种开放及包容的精神，使得“许多在其他地方不能存在的思想观念，可以在上海存在；许多在别的城市被排斥的思潮、艺术风格，可以在上海显露峥嵘；许多在其他环境里不能办成的文化事业，可以在上海办成；许多在别的地域无法生存的文化人，可以在上海立足、发展”[12]，“上海之文化，代表中国最新之文化，而同时上海亦有中国最旧之文化。自最旧之文化，层层递进，以至最新之文化，其间不知经过多少之阶层，而在上海社会中，形态毕现。故凭过去以测上海之将来，其他虽不可尽知，而有一事可断言者，即上海必将在新文化之激荡中……就思想言之，将来之上海，必为世界新思想之集中地，即为全国新思想之发源地”，[13] 这是上海文化包容性的体现，也是上海成为红色文化发源地的重要因素。五四运动时期，新思想、新理论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宣传力度空前加大。在《新青年》《星期评论》《共产党》《觉悟》等杂志的引领下，思想解放的浪潮席卷全国，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地在各地传播开来，建党所需的马克思主义者养成了。正如 1949 年 5 月 29 日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中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内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14]
综合以上因素可以看出，上海本身的城市特质是造就上海成为革命和红色文化之源头的重要因素，上海成为党的诞生地，这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基于上海在党的创建过程中的作用发挥以及上海本身的城市特点来看，建党精神深深地打下了上海烙印。可以说，上海作为党的发起地、创建地、诞生地，中国共产党在此地得以创立具有必然性的规律；当然，历史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上海建党与南湖会议这一短短几天完成的一个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体现了期间偶然事件所蕴含着的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红船精神的诞生正是说明了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偶然性规律：其一，“浙江具有近代革命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15]，浙江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是嘉兴成为党的诞生地的重要因素。其二，与上海毗邻的浙江省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民主革命事业的兴旺之地，尤其是嘉兴更是与上海紧邻，诸如浙江籍的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沈雁冰等人，他们在创党实践历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召开时，浙江籍党员有 7 人，而且“他们的活动影响在一大代表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这是一大代表选址嘉兴续会的直接原因”。[16]其三，地理环境及其位置也成就了嘉兴这一红船精神的诞生地。紧紧毗邻于上海的嘉兴南湖，在文化、风俗和社会生活方面与上海也是接近的，两地交通便利，来往较多，“从上海转移到嘉兴续会符合交通便捷、安全有保障的要求”[17]。需要强调的是，一大会议转移到南湖召开，充满了很多偶然性因素。但在论述嘉兴何以成为党的又一诞生地时，学者认为浙江深厚的革命基础和独特的地理位置，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先进分子，成为中共从嘉兴南湖起航这一偶然事件的必然。这就意味着，红船精神作为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其内容除了涵盖建党全过程中展现的共性特征外，应该还融入了嘉兴南湖甚至是浙江的城市精神的精髓，但是建党时期的上海及其城市精神作为建党精神的基础内核，能否在红船精神中得到完美诠释，建党时期的上海城市文化能否与浙江文化完全匹配，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鉴于此，我们认为，建党精神的提炼和概括，必然同时涵盖上海和浙江两个地方的地域文化，只有完整地体现出早期共产党人创业之艰辛及上海、嘉兴两地之文化这样两个方面，建党精神才是完整的。换句话说，建党精神包含两种元素：第一种元素，早期共产党人建党实践产生的文化意识；第二种元素，早期共产党人建党活动的两个地方及其文化基因。基于这种认识，可以得出结论：红船精神内蕴的建党精神契合建党实践产生的思想意识，符合建党的第一种元素，其立足点在嘉兴南湖红船，历史渊源或社会思想基础建立在对嘉兴或者浙江城市文化的深入剖析的基础上，而就上海的地域文化及其特色而言，红船精神并不能完全辐射在内。这也是有些学者提出上海建党精神的重要依据。建党精神作为建党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想意识，是建党实践造就的结果，无论如何概括提炼，丝毫动摇不了其本身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就已经存在了的客观事实，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要科学认识建党精神并厘清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的内在逻辑关系。自 1921 年 7 月 23 日起，建党精神就已经展现其丰富内涵，伴随着红色文化的辐射和影响，最终长成参天大树。最初的建党精神是这棵大树的主干，其不断生出来的其他的树枝则是建党精神的持续延伸和发展，诸如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雷锋精神、浦东精神……各种“系列精神”，而且“系列精神”依然在延续之中。建党精神与各种“系列精神”密切相关：犹如一颗参天大树，建党精神大树之根基、主干，后来的“系列精神”则是枝枝丫丫。譬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是建党精神在红色文化形成燎原之势过程中的具体体现，这些“系列精神”的不断诞生和发展，对理论上完善中共党史研究的相关缺憾、实践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对建党精神之“系列精神”主旨的分析可以从总体与个体的关系进行把握。基于上述分析之预设前提，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整体性、总体性的概念，与稍后出现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等其他系列精神相比，建党精神涵盖了自 1921 年以来逐步诞生、延伸而成的其他各种系列性的个体化的“精神”，诸如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等，这些都是“个体化的精神”，尽管其寓意深刻，且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不过它依然只是最初的建党精神的时代化体现，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新时代发展起来的各种精神一起，均属于建党精神的延伸内容。因此，建党精神是一种总体意识，其他“系列精神”中，诸多个体化的概念体现了历史时段的时代精神内涵；另外，宏观意义上的建党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创党实践的整体性的伟大历程，期间留下了厚重的精神文化遗产，这些丰富的文化财富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因此这种宏观的“建党精神”拥有诸多种不同类型的“个体化”的精神系列。总之，整体性的“建党精神”与个体化、个性化的其他“系列精神”具有纵向和类别的包容关系：建党精神纵贯整个百年建党史，至今依然在延续和丰富，其他系列精神则是在某个历史时段诞生的某种时代精神；建党精神是概念之总体性、价值之引领性的精神，而“系列精神”则是体现了不同的类别、个体化，如呈现英雄人物的精神系列，体现地域的精神系列，体现创造、创新、发展某种事业及伟业的精神系列，等等。一方面，二者的关系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规律性的联系。各种后来发现的历史史实、史料及专家的研究说明，红色基因最初形成诞生于上海，创党实践之初形成的这种伟大的首创精神也是在上海得以形成。历史进程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规律始终相伴，中外古今无论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还是更多的细微事件的出现，都能够验证这种规律，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创党实践历程中的诸多细节，均说明了这种规律性。那么，红船精神的诞生源于中共一大会议召开后最后一天发生的巡捕侦探的“偶然性”的闯入会址，这反映了历史进程中的偶发事件导致的结果：代表们自沪上随即转至南湖，一种个体化的影响后世的精神随即产生。另一方面，二者是整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从宏观意义上而言，创党实践是一项引领性的伟大事业，回顾百年建党史，建党精神所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性、全局性、引领性的伟大工程，也是一项持久性及可持续性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完成这一创建伟业具有当时历史时代的大背景、大环境，是中外局势及新的革命思想传播而致……所以，纵观总体性的历史进程，红色文化及基因的聚积和发展，存在着一个宏观性、整体性、全局性的大背景。那么，相对而言，在上述历程中因为一些偶发性的事件及人物的出现，譬如所造就的一大代表们的“红船之行”，自然是一些个体性、局部性、微观性的现象及事件，属于创党实践这一宏大工程的组成部分，所以，红船精神当然也是建党精神的延伸部分，前者包含于后者之中。在百年的历程中，建党精神早已融入到党的血脉之中，内化为共产党人的党性，体现并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影响并塑造着其后的一系列精神。伟大的建党精神主旨始终统领并贯穿于共产党人的百年奋斗征程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所言，“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基于前述分析，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作为整体的反映党的创建全过程的建党精神，应该是包括红船精神在内的能够反映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并体现其城市特质的精神的一种概括。就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而言，红船精神能否辐射建党全过程，并融入党的创建过程中的上海的作用发挥及上海本身在建党时期的城市特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厘清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的全过程和历史渊源，就会对红船精神有着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就不会把红船精神与上海建党实践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正如有学者在论述建党精神与各种精神系列之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从理念和实践的关系角度讲，每种精神的内涵虽然是被概括出来的几个特定概念，但每个概念，都不是随意加上去的，而是从大量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具体人物事件或重大决策过程中抽象出来的”[18]，红船精神的提炼即是如此。譬如，红船精神的人民性在建党精神的承续中得以体现；而建党精神的核心精髓是红船精神，红船精神的“红船”不是指实体的红船，而是意象化抽象化的“红船”。红船精神的概括和提炼，是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全过程的生动诠释，并糅合了南湖乃至浙江的城市文化，也可以说，红船精神是党史文化与浙江地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用红船来做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非常形象，非常鲜明。但在使用这个标志时，要注意它的完整性。宣传红船精神应实事求是，树立整体的历史观，跳出地域性，也就是说，如果完整地表达，应该说“这条红船，在上海制造，在南湖启航！”[19]概而言之，论及建党精神，我们既不能脱离中国共产党百年艰苦发展历程的时代背景，也不能轻视期间所积淀起来的各种系列精神，亦即：作为整体性和统览全局的“伟大建党精神”，它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以及未来，始终具有引领性的意义，它是树之干、河之源，而其他各种系列精神皆是其组成部分，是在其不同时代的典型性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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